20多年过去了，44岁的戴振涛还记得初中毕业前做出选择时的窘境：凭成绩考不上高中，只好考如果他想继续学业，可以去技术学院。

“那个时候，在人们眼里，当工人已经不是什么好工作了。” 这几年，我多次在新闻和年轻同事口中听到“进厂不如送外卖”这句话。 戴振涛并不觉得新鲜。 震惊，“最终决定一个人职业发展的，既不是观点，也不是看法。”

戴振涛现在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所属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船坞三部钳工四班班长。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常被称为“大船”，因为它改进建造了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和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以及大量的海军舰艇。 著名的。

每一艘船交付的背后，都是千千万万“大船”员工长期的辛勤付出和付出。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像戴振涛一样，靠着一门技术开辟了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

在“年轻人不愿进厂”不时成为舆论热点的当下，“大船”就像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样本。 研究它可能会找到解决制造业缺乏人力的方法。

“干得好，工厂不会亏待你的”

八年前，21岁的电焊工王玉坤刚刚加入“大川”。 除了同车间的同事，他“认识”的第一个“大川”人是朱贤波。 “那段时间，我每天去食堂吃饭，央视都在报道朱师傅的事。”

王玉坤从报道中了解到，朱贤波还学过电焊。 那时，他已经是原中船重工的高级技能专家，是“大船”上第一个拿年薪的工人。 “我在这里当工人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前途？” 曾经因为只考上职业技术学院而感到失望的王玉坤简直不敢相信。

戴振涛多年前也有过同样的疑惑。 “干得好，厂里不会亏待你的。” 因为在“大船”做电焊工的父亲的话，戴振涛最终选择了在大连船舶工业学校学习钳工专业。 1996年毕业后加入“大川”，分配到机械车间工作。

戴振涛第一次感受到“大船”对技术和工人的尊重，是在他入职不久后，在公司举行的新船下水仪式上。 按照行业惯例，每次新船下水，剪缆是整个仪式中最隆重的一步，“剪缆”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次‘剪缆’的人竟然是码头车间的工头袁公久，辽宁省劳动模范，一名普通工人。” 我同样感到惊讶。”

大船重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8年成立的一家小修船厂。120多年来，这艘“大船”一帆风顺，波涛汹涌，但无论何时，人口中的“好风气” “大船”的理念没有变。

比戴振涛早4年“登船”的高丽娟毕业于原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船舶与海洋工程系。 她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 刚开始工作时，她遇到了不景气的造船市场。 每年，“大船”只能拿到一两艘造船订单。 公司业绩不佳，员工收入也受到影响。 和高丽娟一起进厂的大学生纷纷转行离开。

高丽娟没有离开。 她说，自己是专业的对口人，舍不得放弃自己学了四年的船舶相关知识。 更重要的是，当时生产任务少，“大船”还为员工一一举办培训班。 “我是新人，能同时得到理论和实践老师的指导，机会难得。” 高丽娟参加过船舶总体设计、软件应用、船级社规范、船舶技术等各类培训。 除了上课，她还自己画船舶设计图，然后和他们一起向厂里的老师、师傅请教，“相当于带薪进修”。

“年轻人需要被尊重、被认可，要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和空间。” 谈及制造业人力短缺，广州市白云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德钊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叹。

在任何类型的用人单位，员工是将自己视为可以随意使用的“人力”还是可以培养的“人才”，内心都有清晰的感受，每个人的感受结合起来就会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气氛反过来会感染身处其中的人。

比如2014年的王玉坤，虽然没有见过面，但因为公司的宣传，朱贤波已经成为了他心中的榜样。

入职满3年的技术新人

王玉坤真正认识朱贤博是在2016年，那一年王玉坤参加了“大川”职工技能大赛，朱贤博担任评委。

“大川”职工技能大赛每年举办一次。 2015年，王玉坤还是个看热闹的新人。 看着选手们焊接出来的高水平作品，他心中也有了一个想法。 回到工作岗位，王玉坤试探着问师傅：“明年能不能参赛？”

“只要你技术好，当然可以！” 师父直截了当地回答。

鼓励甚至要求员工通过比赛来提高技能，是“大船”的传统。 王玉坤的榜样朱贤波最早出现于1997年。那一年，大连市总工会举办了首届“岩工杯”焊工技能大赛。 “大川”的领导要求连队至少有60人参加。 当时还未转正的朱贤波，因“凑数”成为参与者。 ，结果在3000多名玩家中排名第六。

王玉坤的第一场比赛就获得了三等奖，但更重要的成就是他能够拜朱贤波为师。 第二年在后者的指导下再次参赛，王玉坤获得焊工组第一名； 2018年参加中国船舶集团技能大赛，获得焊工组第二名。

那次比赛之后，王玉坤被提拔为技术员，距离进厂也不过3年多。 一般情况下，一个技校毕业的工人，从初级工人到技术员，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

晋升难、天花板低一直是一线员工缺乏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按照我们国家多年来的制度，再好的技工，在评定为高级技师后，其职业发展也就告一段落了。” 大船集团工会主席宋佐强说。

《大船》的小环境，天花板早就被打破了。 按照规定，在企业举办的技能大赛中获得工种第一名的，晋升更高的职业资格； 技师、总技师，连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技术组长、总技师等职务。 以上4个职位相当于“大川”正职级、副主任级、总经理助理级、副总经理级的行政级别。

从去年开始，戴振涛开始享受总经理助理待遇。 虽然他仍然每天在钳工车间进进出出，但公司给了他一个新的称呼：戴总。

让晋升机制更加顺畅、更加多元，更好地调动年轻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制造企业的共识。 有的像“大船”，在国家规定的职业等级基础上增加“金蓝领”或专业导师等资质，有的建立“W”型晋升体系，打通人才发展通道。技能人才和管理人才顺畅。

同时，国家层面也出台了拓宽技能人才职业发展前景的措施。 2018年、2021年《关于实现工程技术领域高技能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的意见（试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先后出台“人才”，支持职工“评教授”，鼓励教授“评技师”。 202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开展特级技术人员评价聘用试点工作； 今年5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分级制度的意见（试行）》，意味着新的“八级工”制度出炉...

“从进厂那一刻起，年轻人就知道干什么能得到什么，这就是安全感。”王玉坤说。

谁去谁去

2004年，造船市场开始好转，“大船”接到的造船订单也大幅增加。 当时35岁的高丽娟，一次被分配了两艘船的总体设计工作——一艘1800个集装箱的集装箱船和一艘7.6万吨的油轮。 这让高丽娟又惊又喜，“以前这种重要的工作交给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年轻人才能干。”

选人用人，不仅看学历，更看重个人能力。 像“大川”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 1991年，20岁的王长涛因应聘进入“大船”做铆工。 由于他肯吃苦耐劳，技术进步很快，一年后就当上了带领几十人干活的班长。

2001年，“大川”旗下的新川实业公司腾出一个负责生产的职位。 领导看到王长涛在担任班长时善于组织生产，就让他借调到新川实业公司。 2008年，公司原总经理退休，王长涛接任。 当时他37岁，是当时大船集团大小公司中最年轻的“一把手”。

王长涛没想到，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农村孩子，竟然能一路走上管理岗位。

当高丽娟埋头绘制图纸时，时任舰系统调试组班长的王东也被委以重任。 当时，“大船”号制造的舰船控制系统主电气面板是从日本进口的，相关调试工作也由日本企业定期送往“大船”号。 由于造船量激增，28艘舰的主配电板急需调试，但“大船”与日方约定的调试期尚未到来。

交船东的日期不能改，换调试总机的人。 于是，这项工作就交给了当时才30出头的王东和他的调试人员。 “现在想起来，公司当时承担了所有的压力和责任，却给了我们很大的试错空间。” 王东说，总机要调试的项目有20多个，一开始也算加班。 ，完成一个主配电盘的调试需要7、8天。 “后来技术熟练了，时间缩短到3天。”

3年来，王东和同事完成了27艘船舶主配电板的调试，全部通过验收。 日本公司得知这一情况后，不仅邀请王东等人赴日考察，还向“大川”公司颁发了调试资质证书。 之后，相关工作就由“大川”人自己完成了。

“大川”给予了员工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员工也回报了“大川”。 王长涛出任总经理时，新川实业仍处于亏损状态。 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拓展市场，公司在第二年就实现了盈利。 随后几年，公司业务领域不断拓展，成为大船重工的重要业务板块之一。 去年，50岁的王长涛也再次晋升为“大川”副总经济师。

由高丽娟担任总设计师的两艘舰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交付了。 随后，高丽娟设计的船只越来越多，吨位也越来越重。 她也从总设计师晋升为高级总设计师。

2017年成立“高丽娟劳模创新工作室”。 工作室现有员工22人，其中硕士、博士占一半。 五年来，高丽娟和她的团队专注于新型绿色节能船舶的研发。 研发成果成功转化为18万吨散货船、5.5万吨化学品船、7.2万吨成品油船等多型船。 在市场低迷之际，为“大船”争取到了宝贵的大宗订单。

“领悟”技能与荣誉

时隔6年，谈起自己第一次参加技能大赛的经历，王玉坤无意间透露了一个小秘密：“除了提升技能，训练中的另一个很大动力就是获胜者可以获得丰厚的奖金。 “

那一次，三等奖的奖金是6000元。

工人工资低是年轻人“逃离”工厂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很多制造企业，即使是高级技术人员，收入的主要部分仍然是计件劳动收入，技术在工资单上的体现微不足道。 难怪一些外卖骑手和快递员表示，既然都是“计件工”，何不选择一份更自由的工作。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平均年薪74641元。 相比之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平均年薪为元。 前者不到后者的一半。

能力、技术、收入相匹配，是“大川”对所有技工的承诺。 按照规定，每晋升一个职业资格，薪水就会相应增加。 2018年拿到技师资格后，王玉坤月薪7500多元。 “在我技校的同学里，我的收入是最高的。”

2020年进入“大船”的原清秋，也是学焊接的。 在本专业中楼宇自控调试员，核电焊接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经过努力，原清秋考取了核电焊接资格证。 在“大船”上，这样的证书可以“变现”——原清秋的工资增加了三千元。 他虽然只有22岁，但月收入却接近万元。

除了技能，在“大船”中，荣誉还与收入和待遇挂钩。 全国劳动模范一次性奖励3万元； 对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一次性奖励2万元； 辽宁省劳动模范一次性奖励1万元； 到2020年，戴振涛已经获得了“大川”劳动模范、大连市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年度伟大乡村工匠等多项荣誉，“成为一名大川人，我从未走出过辽宁省”劳模，去了国内外很多地方。 戴振涛回忆起父亲当年的话，应验在了自己身上，“干得好，厂里真的没有亏待我。”

技能型人才想要增加收入，钱从哪里来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武汉智能电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春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制造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大多不高。 如果劳动力成本增加，企业的生存就会出现问题。

此外，由于分配方式不合理，一些企业也出现了规模和利润增长但职工工资增长缓慢的情况。

在大船重工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志忠看来，高技能人才为企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增加了效益，作为对企业的回报，他们应该参与其中。 “有一定技能的人收入高、待遇好，自然会成为其他员工效仿和学习的对象，这样也能促进企业创新研发，加快转型升级，形成良性循环。” “

类似的良性循环在一些制造企业中也已经实现。 例如，山东豪迈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全国首批产业工人制度改革试点单位，不仅将技术等级与工资紧密挂钩，还鼓励一线工人在职以股权认购政策创新创造效益。 在那里，只有初中文化的工人王勤峰凭借一技之长，身家过亿。

然而，除了“典型”之外，还有不少制造企业陷入“招不到人”、“买不起价”的困境。 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政策出台，相关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但归根结底，只有企业有足够的信心，技术工人的收入和待遇才能真正提高。” 杨志忠说。

劳模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精神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星海提出“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的建议，冲上热搜列表。 在张星海看来，外卖、电商、网络直播等行业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就业，产业工人空心化现象更加突出。

即便是“大船”，近年来招工难也成为常态。 和王玉坤一起进入“大船”的同学有4人，没多久就离开了1人。 “焊接车间烟雾很大，他觉得环境不好。”

在“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的讨论中，除了外部因素，不少企业家和一线工人还指出，一些年轻人高高在上、脚踏实地、急于求成的心态，使他们不愿放下身子，开始在车间干活。 在很多大国工匠看来，技师、医生、教师、科研人员的成长经历并无本质区别。 他们都需要时间、勤奋和一颗追求卓越的心。

“‘大船’需要也尊重工人，但不需要也不会尊重混日子的工人。” 宋作强说，“大船”也被称为“劳模摇篮”，因为建国以来，历届全国劳模评选“大船”都没有落下。 大连市以上有上千名劳动模范。

劳模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精神。 戴振涛刚进厂的时候，就发现工匠们做事特别认真，如果手上有次品，他们会觉得丢人。

曾在国家重点工程中解决过20余项施工难题的朱先波，刚加入“大船”时，因技术不达标，被分配到打扫车间。 为了提高，他白天看师傅练习，下班后自己拿着别人废弃的焊头练习。 听说要做好焊接，手一定要稳。 每天回家后，他把一个啤酒瓶放在地上，手里拿着水壶，每次都从不同的距离往里面倒水，直到不漏水为止。

后来，朱贤伯的精神也传给了他的徒弟。 王玉坤备战期间，师徒每天都在车间练到深夜； 原清秋在大连技师学院读书时，结识了朱贤波为指导员。 为了认识这位大师，他在校期间刻苦钻研专业，在辽宁省职业技术院校技能大赛焊工专业组比赛中获得第一名，最终通过严格的招生考试进入“大船”。

2020年，“山东舰”的总建造师马瑞云将被“大船”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在他的身后是为建造国内第一艘——造了航空母舰。 航母的舱室很小，除了常年有噪音和烟雾，夏天更热，冬天更冷。 “6年的工期，没有一点精力，谁也顶不住。” 马瑞云说。

2019年，“山东舰”服役，对于这艘“大船”来说，与公司70年来建造的3000多艘船舶一样，成为技能人才培养的又一标志。 （刘旭）

“如果有人敲门，你不用起身就可以开锁开门。” 侯东兴拿着手机向客户介绍智能门锁。 一句开灯，语音控制窗帘开合，无人时自动关空调……侯东兴的一位顾客说，“这不就是懒人的福利！”

智能家居、互联智控、全屋定制，“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系统整合硬件，让家变得智能，让大家的生活更便捷。” 智能硬件安装工侯东兴笑着向中工网记者解释。

“2012年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出差，酒店的电动窗帘和智能天窗让我觉得很新奇。” 侯东兴告诉中工网记者。 年内，侯东兴通过咨询信息认为，智能家居将得到广泛应用。 于是，他毅然辞去工作，和朋友一起投身智能家居行业。 “更重要的是，智能家居让我们能够近距离体验科技的落地楼宇自控调试员，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侯东兴说道。

由于网络化水平不是很高，当时的智能硬件大多是通过网线连接到中央控制面板进行控制，无法实现全智能化控制，设备经常会因为以下原因而无法正常使用网线问题。

2015年，新型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降低了无线智能家居的成本。 2017年，AI语音交互系统的出现，大大提升了智能硬件的“科技感”。 2020年后，5G和AI的应用将为智能家居系统提供更强的支撑。 “现有产品都加入了AI，通过分析用户的使用习惯，结合环境检测和综合数据分析，帮助人们改善生活环境。”智能硬件安装师侯东兴说。 “我曾经安装过一个养老项目，在老人家放一个求救报警器，当老人有急事时，按下按钮，即使孩子不在身边，甚至在城市里，报警器也会响起。”房间，提示老人有需求。” 能够解决社会上的一些痛点，让侯东兴很有成就感，这也是他坚持从事这个行业的根本原因。

2021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18个新职业清单中，“智能硬件安装工”名列其中。 侯东兴很是激动。 “希望通过我们技术水平的提升，让智能设备走进大众的生活，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感，实现我们安装人员的存在价值。” 侯东兴自信的说道。

行业虽然在发展，但精通网络、照明、遮阳、安防、视听、新风系统等各类智能产品安装调试的人才依然紧缺。 “最难受的是被客户催促，行业在发展，我们人手不够……学校没有这样的人才，也没有职业培训标准，招不到合适的人，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市场进行探索。” 智能硬件安装工侯东兴告诉中国工业网记者。 （中国产业网记者 郭奥宁 吴敬斌 尹文卓）